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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议 2019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与娱乐法事例(四)
发布日期:2020-01-12 02:22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十大传媒法与娱乐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是由北京中视瑞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北京市律师协会传媒与新闻出版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影视与娱乐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盛宴。自2011年起至今,中国十大传媒法与娱乐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九届,在记录传媒法治发展,聚焦娱乐法治热点,关注文化法治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与娱乐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今年首次评选的十大娱乐法事例为本次会议增添了更多“干货”,接下来几天,我们将分批呈现会议精粹——专家评析内容。本期推送的是事例四:杭州刀豆公司诉长沙百赞、腾讯著作权侵权案。

  事例简介:2018年8月,杭州刀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刀豆公司)向法院起诉,称长沙百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赞公司)未经许可,擅自通过所经营的“在线听阅”、“咯咯呜”、“回播”等微信小程序提供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武志红的心理学课》在线播放服务,构成著作权侵权。刀豆公司将百赞公司诉至法院,并将腾讯公司列为被告二。2019年2月27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一百赞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驳回原告对被告二腾讯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019年11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二审判决,重新对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并维持原判。

  入选理由:“通知-删除”规则属于互联网平台责任制度的核心规则,但国内对于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与尺度还存在着争议。相应的,对于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以及侵权责任法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之关系,也存在着争议。本案为此类问题的揭示以及将讨论引向深入提供了契机。

  这个案子,我想各位对案情都很熟悉。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当时就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到互联网空间里一条核心规则,就是“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问题。我们知道,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来说,责任避风港制度(safe harbor rules)都是其赖以发展的支撑性制度。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很难想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的互联网产业有如此繁荣的局面。而“通知-删除”规则又是责任避风港制度里的核心规则。本案涉及到对于微信小程序平台服务是不是也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一审判决出来,微信一方基本获得全胜。一审判决说,对于基础性的网络服务,比如自动接入、自动传输这种服务,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微信小程序服务类似于自动接入和自动传输服务,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网络服务,所以,对于这种服务也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这等于说,微信一方甚至不需要再理会来自权利人的通知。2019年年初,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我在一个知识产权论坛上说到这个判决。我说这样判可能会有些问题。当法院说微信平台服务方不需要考虑“通知-删除”规则之时,平台已经主动把“通知-删除”机制嵌入到小程序服务之中。根据微信一方的公开宣示,从微信小程序上线起,公司就设立了微信小程序侵权投诉邮件流程,这个流程还在不断升级和优化。按照微信一方的政策,投诉的权利人可以选择侵权内容所在的位置,向微信一方提供准确的定位侵权内容的信息。这一句话想必各位耳熟能详,这不是信息存储提供方或者信息定位提供方要求的通知内容吗?当微信自己已经开始贯彻“通知-删除”流程的时候,法院说你不用这样做,这当然会引起不小的争论。

  不久前,这个案子作出了二审判决。二审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但是在理由上却改弦更张。首先,二审判决否定了一审判决“微信小程序服务是基础性网络服务,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观点,而是认为,微信小程序服务不是自动传输和自动接入服务,因为它要为小程序做框架搭建,它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调整的四类网络服务,只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去调整。其次,二审判决不再拒绝“通知-删除”规则相对于小程序服务的某种程度上的适用,而是认为,在本案中,要求平台删除涉案小程序属于措施超过必要限度,有违比例原则。

  二审判决比之一审无疑更加周延,但我们可以仍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侵权责任法第36条有关“通知-删除”的规定是不是跟《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是不是一回事?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下的“必要措施”是不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外延?无论从参与侵权责任法立法的机关所出版的侵权责任法释义书,还是从参与立法论证的学者的文章来看,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下的“通知-删除”规则跟《信息网络转播权保护条例》一样,是从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里移植过来的,第36条只是简化版的“通知-删除”规则而已。说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调整的网络服务范围不一致,其实是后人的演绎。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中的“必要措施”?该条的规定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依据法律解释学一般原则,放在“等”之后的“必要措施”是指那些在效果上跟屏蔽、删除、断开链接这些措施相当的措施。所以说,二审法院对“必要措施”的解释已经超出了文义解释的限度,进入了创制规则的境地。

  二审判决突破了侵权责任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既有规定,别立规则,可以说出于无奈。问题根源出在“通知-删除”规则本身的设计问题。“通知-删除”规则在它创制的时候采用的是简单二分法:一种网络服务要么适用“通知-删除”,服务商有义务接收通知,收到通知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删除,要么完全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不必接收通知,更无需删除。然而,网络服务业态越来越走向复杂,为了平衡投诉方、平台方和被投诉方的利益,在“通知-删除”和完全无受理通知义务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制度设计可能。有时候,可能服务商需要接收通知,却不必删除。有的时候,服务商可能在接收通知采取删除之外的其他措施更为合适,还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接收通知,而合适的后续措施仅仅是转通知而已。“通知-删除”规则设立之初的简单二分法忽略了其它的种种的可能性。

  比如电子商务平台上,当平台接到权利人投诉时候,如果立即对卖家采取关停措施,意味着卖家丧失经营机会,但是完全可能投诉是错误的,导致损失无法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先把被投诉卖家的账户查封,钱只进不出,更为合适。如果侵权成立,那么查封的帐号内款项可以赔付给,如果投诉不成立,卖家的经营也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是“通知-删除”规则起初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本案的二审法院在规则上的突破可以说不得已而为之。民法典很快就要出台,从公布的草案来看,二审判决所使用的方法以后还会得到运用。